论国家刑事补偿制度的构建——兼论我国司法救助之不足

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机制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我国的司法救助并没有明确国家责任,难以担当起法律救济的重任。而刑事补偿制度明确了国家的责任,弥补了司法救助之不足,在与之相关的国家赔偿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其更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建构的必要性。其中,刑事补偿参与主体、补偿范围和标准、补偿程序和追偿程序的界定及设计是刑事补偿制度的主要内容。     

网络反腐健康发展应注重官民互动机制的建立

新时期网络反腐是否能得以健康发展,虽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其工作机制不佳是一个重要原因。针对日益"井喷"的网络反腐态势,必须建立健全官民互动机制。建立健全官民互动机制首先应明晰专门反腐机关、网络运营商、新闻媒体和普通网民等各类网络反腐行为主体的内在责任。在明晰各类网络反腐行为主体内在责任的基础上,加强有利于网络反腐互动机制运转的保障性制度建设尤为重要。     

关于完善我国医疗事故责任等级的建议简

我国现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规定了医疗事故中医疗过失行为的责任程度分为：完全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任、轻微责任。该办法用这四种责任程度来判定医疗过失行为的责任程度存在明显的缺陷,缺少了一个同等责任程度的规定。为了今后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公平合理地维护医患双方的权益,应该增加同等责任程度的规定,来完善我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相关立法。     

论新时期集体主义中的责任建设

集体主义是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在集体主义中,个人和集体都是鲜活的道德主体,肩负着深刻的道德责任,这构成了集体主义的内在价值结构。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审视集体主义的科学内涵,对集体主义中个人对自身的责任、集体对自身的责任、个人对集体的责任、集体对个人的责任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多维度的系统探讨,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集体主义中的道德责任建设。     

多维视角下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再思考

我国重刑轻民,公法优位的观念导致追赃活动中司法自治功能缺失。赃物有限制地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是世界多数国家的做法,并不违背价值冲突规则,是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客观要求,能实现较好的社会效果和交易成本的可控与节约。其中,善意标准应从价格和交易环境两个方面客观考量,善意证明责任应公平分配,并应设立特定物有偿赎回和特殊物品不得回复的限制性规定,以便真正衡平原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冲突。宜设立善意第三人的补偿制度和国家对被害人的救助机制。在立法完善之前,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方法和漏洞补充方式进行法律适用。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对我国政治安全的影响及对策——以与我国宗教信仰政策的冲突为视角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26000）,在赋予公民接受和从事宗教自由和保持信仰自由的同时,笼统的无区别和限制,这与我国宗教信仰政策存在冲突。它的出台,势必会给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国进行各种渗透活动尤其是政治渗透提供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念,开展＂人权外交＂,煽动宗教狂热,制造民族隔阂,培植地下势力,对我国的政治安全造成潜在的影响。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加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在立法上明确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完善宗教工作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有关宗教问题的广泛国际合作,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     

违反勤勉义务之董事对债权人的责任承担

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增资阶段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债权人可以请求未尽勤勉义务的董事承担责任,但就责任的性质和责任的承担方式没有进行规定。董事对债权人承担的责任性质应当是侵权责任,承担责任份额的大小,应当结合过错、原因力和公司法保护利益的特殊性等因素综合考量。董事在违反勤勉义务的情况下,应当对债权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     

刑事错案纠正的偶然性

我国设置审判监督程序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弱化错案的消极影响,然而事实证明,依靠申诉启动再审程序的结构性缺陷、司法机关自主纠错的动力受限、司法人员主动纠错的内在症结导致审判监督程序四种救济途径在纠错方面的整体性失灵,引发错案纠正呈现为一种偶然性的现实,违背立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价值期待。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安全与政府责任——以食品安全事件为视角

社会存在一定的风险。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以及多样性、广泛性和人为性的特点。与风险相对应的是安全,尤其是备受关注的公共安全。其中,与民生有着密切联系的食品安全由于发生的频次高、危害范围广、原因复杂、后果严重,更是考察政府职能的一个参照。在如此的背景下,相关部门应当建立并完善风险预警机制、食品安全信息公布与通报机制、食品安全检验和检疫机制以及重大事故处置机制,以应对风险。     

医患纠纷的法理解读——一个社会本位观念的视角

近些年来,我国医患纠纷的发生屡见报道,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传统的关于医患纠纷产生原因及解决方式的探索大部分局限在制度设计层面,对于医患关系中社会观念的分析并不多见。事实上,医患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观念与当下的法制不匹配,在这个意义上,仍然坚持从制度上寻找解决医患纠纷的方法必然不得其法,对于医患纠纷等社会矛盾的解读,当下学界的研究应逐步转移到对于社会本位观念及行为的研究上来。